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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教授的公共政策参与实践:别顺着别人思路

2018-09-19 15:52 来源:织梦58贵金属

于是,何兵被噎住了。

  4月24日,在一堂政府信息公开课上,何兵被学生“刁难”了。

  “你们想让我公开我的房产信息吗?”他问。

  “想。”台下应者云云。

  “我也想知道你们有几套房产。”

  “我没有房产。”前排一个留着板寸的男生不假思索,接了话茬儿。

  于是,何兵被噎住了。几秒钟没说话,瘪了瘪嘴,有些尴尬地笑了。“好!你敢反驳我就好,说明你在听,也在思考。千万别顺着别人,包括我的思路说。”在近百名学生前,他这样说。

  曾有人问他,当前社会,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件是否仍欠成熟,因为公众素质仍待提高。何兵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好笑。1766年,瑞典成为全世界政府信息公开的发源地。“我们会比那时的瑞典人素质差吗?”他这样反驳。对方哑然。

  请回答我“为什么”?

  2010年11月的一个下午,何兵在家中看报纸,一则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  “一个小学生,在一位博士生的指导下,对北京市场上的蘑菇进行了检验。得出的结论是,绝大部分都用荧光剂漂白过,是对人体有害的蘑菇。”

  随即,相关部门出面澄清:蘑菇没有问题,是小学生的检测方法不安全。

  这个回应让何兵觉得恼火。他觉得,蘑菇有没有问题,既不是一个小学生,也不是一个部门一句话就能说了算的。

  “既然相关部门说检测方法不准确,那就得说清楚为什么不科学?你给出结论的科学依据是什么?你检测了吗?检测的时间、地点都得交代清楚。”

  之后,他给自己的博士生杨帆打了个电话。“我让他和这个部门联系一下,给他们写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。”他说。

  当时,何兵的身份是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。很快,他的学生们加入了这场质问。

  “政府部门不能凭空说话。”他坚持。

  很快,媒体介入。事件关注度骤然上升。

  双方之间有过数次电话及邮件往来,但是何兵始终没有得到直接回应。最终,相关部门通过媒体进行公开说明:蘑菇并没有问题。同时,他们发邮件告知何兵,“信息已经通过媒体公开,可以通过报道或官方获取信息。”

  但何兵依旧不依不饶。“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啊!检测的时间、地点、科学依据……还是没有回答我啊。”他说,“我不是要得到‘是或不是’的答案,而是‘为什么’!”

  他脑子里的问号没有消失。于是,他决定自己检测。

  2012年12月中旬,何兵让自己的学生去北京多个市场购买了各类蘑菇。“品种很齐全,有蟹棒菇、口菇,扇形的、鸡腿状的……去了七八个市场,一共买了十几斤。”他回忆道。

  但是送检时,他再次被“打击”。“没有机构可以检测。这太滑稽了。后来费了一番周折,我们才找到一家民间商业检测机构。”他说。

  周三,几个学生将样品送检,还跟对方签了合同,说好下周一取结果。

  当晚,何兵一高兴,把这个“喜讯”告诉了一个媒体记者。“我再三叮嘱他,‘保密啊’。他说‘放心!我嘴死’。”他回忆道。

  第二天,消息见报。

  中午,何兵接到了学生电话:那个机构回复,检测不了了。

  “我说‘有合同’,学生说‘有合同也没用’。我说‘那告他们’,学生说,‘那也没用’。”这次检测草草收场。

  何兵承认,走到这一步,大概70%的人会选择不了了之。但他总觉得,脑袋里藏着个大问号,心里也难受得慌。

  “这家不行,再找工商局,不行还可以到法院起诉。”面对一脸颓容的学生,他依旧“战斗力”满格。可是,这两条道依旧是“此路不通”。

  前者的理由是:检测样本不合格。用塑料袋装的蘑菇样本,不能证明荧光粉是蘑菇本身的,还是塑料袋污染至蘑菇上的。这理由听起来很拗口。“但的确是这么说的。”他说。

  后者称,这既不属于民事案件也不属于行政案件,不能受理。

  到了这一步,大约90%的人都该“服软”了。但是偏偏,何兵属于那10%。

  “不给我检测,我就买个机器。”他的“战斗力”再次满格。

  于是,作为国内行政法学领域的知名专家,他果真掏腰包买了一台机器,用来确定蘑菇表面是否存在荧光粉。

  机器买来后,他恍然大悟:原来道理很简单,就是利用紫外线确定荧光粉是否存在。“和验钞机是一个道理,荧光粉在紫外线下会反光。一拍就知道结果了。”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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